国家经济安全亟需法律护航

对于中国来说，铁矿石进口谈判中涉及到的利益，不单是钢铁企业利润多寡问题、也不单是钢铁行业秩序问题，而是直接牵涉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之所以上升到这一高度，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钢铁企业绝大部分股权为国有，而钢铁业作为重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对正处于重化工业化的中国而言举足轻重；二是矿产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量进口铁矿石等原材料是中国对外经贸的重要内容，如果铁矿石谈判中被外资利益渗透的现象蔓延到能源、有色金属等领域，其损失将会令国民不能承受其重。因此，力拓“间谍门”事件一经公布，就成为举国上下议论的焦点，一点也不意外。

保护国家经济安全，行业协会力不从心的协调和运动式的门户清理或可奏效于一时，但实难保长治久安。从长远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运用法律武器。当前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或重构两大类法律：一是相关的保护商业秘密和反间谍法律体系，二是反商业贿赂的法律。

中国现有规范商业秘密的法律主要有《保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这两大法律在预防“间谍门”之类事件方面针对性显得并不够强。以保密法为例，它所列示的重要秘密事项共有七类，其中第四类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显然，用这个条文来预防泄密和保护企业和国家的秘密，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就《保密法》整体而言，它保护的对象更多的是国家机关和政府层面的秘密。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也涉及到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但主要侧重于知识产权这类的商业秘密。因此，从民商法层面进行《商业保密法》的立法，单独而清晰界定哪些是商业秘密，哪些不为秘密，不仅有利于防止他人对秘密的窃取，也可以扭转目前企事业单位在从事保密工作时有章难循的局面（现行《保密法》已落后于形势发展，亟待修改）。

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方面，美国经验可资借鉴。美国1996年通过的《商业间谍法》为商业秘密提供了超强的保护，在这部法律中，有价值的想法和意念都属于商业秘密，而触犯这部法律就有可能会戴上“窃取商业秘密罪”或“经济间谍罪”的罪名，后者主要适用于为跨国的窃密行为。该法的处罚也相当重，自然人犯此罪可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理清相关法律架构，进行相关立法有助于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反经济间谍事业，更好地保护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另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是反跨国商业贿赂的立法。我国商业经营领域贿赂成风，几乎到了无贿不成商的地步，但中国至今没有一部《反商业贿赂法》。当前，与商业贿赂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在国内缺乏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律的情况下，更不用说对跨国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高效法律约束。从目前媒体披露的力拓案的细节看，此案涉及到大量的商业贿赂。这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很多外资企业在华经营业务采取入乡随俗的心态，执行着远低于本国标准的商业道德，贿赂就是拓展业务的一个常见手段。历史上，西门子、朗讯为销售产品或拓展业务，都曾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和政府官员进行过形式不一的商业贿赂，其结果是大量地增加了企业采购成本。例如，在医疗行业设备进口中，贿赂成为流行的潜规则，价值大幅虚增的昂贵医疗设备极大地加大了中国患者的负担。但是，对于这类行为，却至今没有一部针对性的法律来规范，偶尔的个案也是依据组织纪律或其它一些部门规章来进行处理，更多事件不了了之，例如2007年美国依据其本土的《反海外贿赂法》对朗讯进行处罚时，就涉及到朗讯在中国的行贿行为，但相关的中国受贿对象竟然安然无恙，连名单也未公布，更谈不上受到法律的惩罚了。

缺乏一部反跨国贿赂法律，就无法有效界定贿赂行为的内涵和边界，客观上纵容了那些与外资打交道人员游走于灰色地带，一些人甚至为了个人的小额利益（有些仅仅是个人或家庭成员的跨国旅游、奢华招待），不惜牺牲巨大的国家利益。今天的力拓案中涉及到商业贿赂的事实再次提醒人们，随意性很强的组织处理和和法律层级不高的部门规章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国商业贿赂行为，反跨国商业贿赂的立法已是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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