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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修复和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20-07-13 16:23:13 阅读: 来源:水族箱厂家

陈宪 1954年9月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公共经济学。现正在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业余爱好是写经济评论和随笔。已出版《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和《谁来关注利益失衡》四本集子。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段话说出了金融危机以来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的基本背景。当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除了美国、欧洲,还有日本、中国,都要面对这个基本背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结构性修复首先是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不过,结构性修复的实质是恢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平衡,就动态而言,即再平衡。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结构性修复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先来讨论后者,然后再来思考人类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全球治理和制衡的失灵

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

在这场金融危机以前,你和美国人说,美国经济有结构性问题,他们多半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作用下的价格信号,会将各种结构调节到大致均衡的状态。在某些市场失灵的领域,辅之政府的作用,均衡状态一般是可以达成的。尽管政府也会失灵,但那是要靠其他制度安排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中存在结构性问题呢?一方面,现实如此严酷,高强度刺激都缓不过劲来,这不是结构问题,是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暴露的空前绝后的“高杠杆”,即数十倍的资产负债率,使人们不得不从这里,认识全新的结构性问题。可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调,是美国经济中最为基本、最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针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奥巴马政府的修复策略是三部曲:第一,是救眼下的急,解决衰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超常规的量化宽松已经两度出手,不排除继续推出的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和长期的权衡取舍:短期的必要性可举一二,但长期无异于饮鸩止渴,即便对美国自身不至于如此严重,原因是美元的地位,但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一场灾难。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货膨胀就与此有关,原因还是美元的地位。

第二,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此举试图补实体经济之短,又希望由此增加就业。但是,这里有一个“坎”,那就是产业结构演化是否是可逆的。尽管美国制造业转移和升级可能过快了,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在一些制造业中心城市出现长时期的产业 “空心化”;又如,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但是,现在已经形成的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还可能给制造业发展机会吗?其成本结构、劳动力结构还能适应发展制造业的要求吗?人们存有很大的疑问。

第三,最值得期许的,是绿色能源革命,即一场新技术革命。尤其对于曾经得到信息技术革命巨大恩惠的美国来说,深知新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将持续增加就业和产出,不仅将勾销以往的问题,如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还将使整体经济实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然而,在未来不长的时间,绿色能源能够产生巨大的产业化规模吗?这几乎不可能。这里,有关键技术的问题,还有成本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视角理解战后日本经济,两个基本事实值得关注。第一,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不过,在上世纪50-70年代和1985年 “广场协议”后,这一政策的着眼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上世纪50-70年代,低利率政策是为了推动增长,实现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为此有选择地对重化工业采取优惠低利率。 “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受到冲击,为了维持增长,日本央行再度实行低利率政策。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使低成本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那么,第二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就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原动力。第二,日元升值。面对日本商品潮水般的压倒性竞争优势,它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求日元升值,二是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实施高关税,或采取其他报复措施,以阻止其对本国产业的伤害。面对这两项选择,日本自然会有心于升值,这不仅是因为选择后项是两败俱伤,而且,选择升值符合日本 “脱亚入欧”,进入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目标。因此,日元升值主要是由日本经济的竞争效率促成的,而日元一旦进入升值通道,就势必相应地产生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升值预期,这种预期自然成为日本资产泡沫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的日本央行原总裁速水,在分析上世纪80年代末资产泡沫形成时,承认了政府的有意失误。当时日本政府已意识到经济可能存在巨大的泡沫,也意识到泡沫破灭会有危害,但是权衡之下,还是选择了泡沫之路。吹大泡沫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没有根基的财富。当泡沫再难以吹大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努力,就是不让泡沫迅速破灭,而要将经济软着陆。所有泡沫的破灭,最终主要表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日本的泡沫没有造成重大的灾难性危机,核心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给予了银行十分坚定的支持,包括供给资金和对银行储蓄进行担保。同时,果断地痛下决心,紧缩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大幅度降低,此后的阶段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这个所谓 “失去”,一方面是为泡沫经济获得的超级收益买单,如若不买,任由泡沫继续发展,就势必会爆炸,破坏整个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经济结构进行自觉调整,尽管效果还不尽理想。当然,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宏观经济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巨额债务和长期通缩。

再来看欧洲的结构性修复。欧洲的主要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有,但具体原因各有不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有美元地位和创新能力的支撑,日本的主权债务是内债,它们还未遇到像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偿债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福利制度安排,在经济整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高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但是,一如美国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高福利所需资源及其增长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福利水平还必须考虑与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相适应。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欧洲一些国家在建立福利制度时考虑不周的。由此也就逼迫这些国家长期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调控经济就基本依赖于财政政策。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们为挽救经济,避免衰退,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当年赤字和债务余额都更加严重,以至于给欧元未来的命运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隐患。 2009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先后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试图缩减赤字,减轻债务压力。与此同时,它们也在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不过,其间的困难和矛盾是不难想见的。

由此可见,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是什么?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进而促使上述经济体的政府都身不由己地选择了最终导致严重危机,进而不能自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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