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结构性修复和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20-07-13 16:23:13 阅读：次来源：水族箱厂家

陈宪 1954年9月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公共经济学。现正在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业余爱好是写经济评论和随笔。已出版《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和《谁来关注利益失衡》四本集子。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段话说出了金融危机以来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的基本背景。当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除了美国、欧洲，还有日本、中国，都要面对这个基本背景。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结构性修复首先是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不过，结构性修复的实质是恢复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平衡，就动态而言，即再平衡。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结构性修复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们先来讨论后者，然后再来思考人类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全球治理和制衡的失灵

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

在这场金融危机以前，你和美国人说，美国经济有结构性问题，他们多半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作用下的价格信号，会将各种结构调节到大致均衡的状态。在某些市场失灵的领域，辅之政府的作用，均衡状态一般是可以达成的。尽管政府也会失灵，但那是要靠其他制度安排解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经济中存在结构性问题呢？一方面，现实如此严酷，高强度刺激都缓不过劲来，这不是结构问题，是什么问题？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暴露的空前绝后的“高杠杆”，即数十倍的资产负债率，使人们不得不从这里，认识全新的结构性问题。可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调，是美国经济中最为基本、最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针对这一结构性问题，奥巴马政府的修复策略是三部曲：第一，是救眼下的急，解决衰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超常规的量化宽松已经两度出手，不排除继续推出的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短期和长期的权衡取舍：短期的必要性可举一二，但长期无异于饮鸩止渴，即便对美国自身不至于如此严重，原因是美元的地位，但对于其他国家就是一场灾难。目前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通货膨胀就与此有关，原因还是美元的地位。

第二，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此举试图补实体经济之短，又希望由此增加就业。但是，这里有一个“坎”，那就是产业结构演化是否是可逆的。尽管美国制造业转移和升级可能过快了，其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在一些制造业中心城市出现长时期的产业 “空心化”；又如，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但是，现在已经形成的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还可能给制造业发展机会吗？其成本结构、劳动力结构还能适应发展制造业的要求吗？人们存有很大的疑问。

第三，最值得期许的，是绿色能源革命，即一场新技术革命。尤其对于曾经得到信息技术革命巨大恩惠的美国来说，深知新技术革命的产业化，将持续增加就业和产出，不仅将勾销以往的问题，如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还将使整体经济实力得以大幅度提高。然而，在未来不长的时间，绿色能源能够产生巨大的产业化规模吗？这几乎不可能。这里，有关键技术的问题，还有成本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视角理解战后日本经济，两个基本事实值得关注。第一，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不过，在上世纪50-70年代和1985年 “广场协议”后，这一政策的着眼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上世纪50-70年代，低利率政策是为了推动增长，实现出口-投资主导型发展战略，为此有选择地对重化工业采取优惠低利率。 “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受到冲击，为了维持增长，日本央行再度实行低利率政策。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使低成本资金进入了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那么，第二个阶段的低利率政策，就导致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成为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原动力。第二，日元升值。面对日本商品潮水般的压倒性竞争优势，它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要求日元升值，二是对日本商品的进口实施高关税，或采取其他报复措施，以阻止其对本国产业的伤害。面对这两项选择，日本自然会有心于升值，这不仅是因为选择后项是两败俱伤，而且，选择升值符合日本 “脱亚入欧”，进入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目标。因此，日元升值主要是由日本经济的竞争效率促成的，而日元一旦进入升值通道，就势必相应地产生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升值预期，这种预期自然成为日本资产泡沫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的日本央行原总裁速水，在分析上世纪80年代末资产泡沫形成时，承认了政府的有意失误。当时日本政府已意识到经济可能存在巨大的泡沫，也意识到泡沫破灭会有危害，但是权衡之下，还是选择了泡沫之路。吹大泡沫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没有根基的财富。当泡沫再难以吹大时，日本政府最重要的努力，就是不让泡沫迅速破灭，而要将经济软着陆。所有泡沫的破灭，最终主要表现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日本的泡沫没有造成重大的灾难性危机，核心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给予了银行十分坚定的支持，包括供给资金和对银行储蓄进行担保。同时，果断地痛下决心，紧缩经济。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大幅度降低，此后的阶段被称为 “失去的十年”。这个所谓 “失去”，一方面是为泡沫经济获得的超级收益买单，如若不买，任由泡沫继续发展，就势必会爆炸，破坏整个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经济结构进行自觉调整，尽管效果还不尽理想。当然，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宏观经济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巨额债务和长期通缩。

再来看欧洲的结构性修复。欧洲的主要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有，但具体原因各有不同，可能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有美元地位和创新能力的支撑，日本的主权债务是内债，它们还未遇到像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的偿债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远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福利制度安排，在经济整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高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但是，一如美国金融危机所表明的，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高福利所需资源及其增长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福利水平还必须考虑与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相适应。这两个方面恰恰是欧洲一些国家在建立福利制度时考虑不周的。由此也就逼迫这些国家长期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政府调控经济就基本依赖于财政政策。

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它们为挽救经济，避免衰退，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当年赤字和债务余额都更加严重，以至于给欧元未来的命运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大隐患。 2009年以来，欧洲多个国家先后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试图缩减赤字，减轻债务压力。与此同时，它们也在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不过，其间的困难和矛盾是不难想见的。

由此可见，美国金融危机、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有着相似的深刻动因。高杠杆、高泡沫和高福利的背后是什么？可能都是过度的趋利动机和贪婪本能，进而促使上述经济体的政府都身不由己地选择了最终导致严重危机，进而不能自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