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外交破解中概股危局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中国概念股信用危机事件将会造成哪些影响？

赵昌文：这个事情本质上反映了中美两国资本市场的文化差异和法治差距，是全球化与地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碰撞。无论如何，事件的发生及其蔓延已经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并且可能会继续影响全球投资者对中国企业价值的理性判断，导致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法治水平和企业信用水平的质疑。特别是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其中有相当一股力量看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此次事件后，高盛等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看空的具体指向已经从楼市、股市转向被业界普遍看涨的人民币。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一事件，而应该从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是否会导致重大经济危机的战略高度进行认识。因为如果企业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就会动摇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从长期策略上来讲，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才能尽量减少这种对于国家形象产生恶劣影响的事件再发生﹖

赵昌文：首先，我们需要深刻检讨境外上市中国概念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应该说，绝大多数海外上市公司都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企业境外上市动因各异，其中确有部分可能属于自身动机不纯并通过造假上市的企业或因知识、经验不足而“被”中介机构境外上市的。

我还想强调的是，这次危机引起了我们对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外交的系统响应机制的思考。国家经济外交已经成为近年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经常使用的重要外交机制，特别是在国家之间出现政治、经济摩擦的情况下，经济公关往往会收到增进理解、化解矛盾、形成共识、促进发展的成效。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公关的系统性和计划性，将可能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购并和企业境外上市等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公关系统之中。同时，国家经济公关系统要对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如企业群体性诚信危机、政府是否“操控”企业对外的资源、产业投资等，提前制定相应的预案，避免企业微观层面的危机变成国家层面的宏观难题。

中国经济时报：据了解，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经济外交”这一名词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您认为在加入WTO十年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对于经济外交是否有不同的理解？

赵昌文：“经济外交”有双重的含义，如果以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经济为外交服务，那么现在应该强调同等重要甚至要更加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我一直认为，不要把对外投资、合作仅仅看成是企业家的事情，看成是公司的事情，它应该是从政府领导到企业家再到社会民众全方位的系统工程，所以，经济外交就自然而然体现在这种全方位的过程之中。比如我们的领导人出访，带很多企业家去，国外的领导人也带很多的企业家到中国来。一些大公司，尤其是有国际投资和合作的公司，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外交主体。为什么社会民众也很重要，就是在经济外交的过程中，会通过一些文化的、软实力的东西去影响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使我们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合作变得更加的和谐。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外交为经济服务？

赵昌文：首先经济外交一定要有个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现在我们国际一体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是很难想像的。包括此次中概股的事件，商务部、证监会等有关管理部门就应该有个及时的协商机制，发生这个事我们该怎么样地有效应对，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保护企业的利益。从更长远看，中国现在在海外的投资越来越多了，很多公司特别是国有的大公司，在非洲、南美、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都有投资，因为他们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须考虑稳定的资源供应，但是在国内解决不了，所以只有到国外投资共同开发或购买资源。这样的情况，在国资委、商务部等部门之间也应该有个协调机制，比如有个合理的规划布局，不要大家都从各自的短期目标和利益出发，没有协调机制会给国家许多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近一段时期，一些大公司在海外的农业投资已经引发了不少相关方的高度关注。

其次，要把多边机制和双边的机制的关系处理好。所谓的多边机制就是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来处理问题，比如WTO就是多边机制，所以，我们的国内有关部门，包括我们的公司要充分熟悉多边机制的规则，在遇到贸易、投资和经济摩擦的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些规则。虽然我们现在对规则的影响力还不够，只有适应的选择，但是我们总是能在适应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能力，将来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影响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

这次的事件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双边机制的问题，包括跨境监管、互派检查员等。双边机制协商起来相对容易，主要是两个国家相关部门的充分沟通交流。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监管这一块没有一个全球的多边机制，比如金融危机发生以后，G20国家曾经在伦敦开了个会，并且达成了共识，叫全球金融监管协议，但后来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像WTO那样的统一的国际组织，所以更多的是靠自律的机制，而不是他律的和外部强制性的约束。银行体系有一个《巴塞尔协议》，证券市场并没有一个全球的监管体系，而且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包括资本市场的历史不一样，因此各个国家资本市场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不过才20年的历史，我们不可能跟上别人上百年的发展水平，所以，双边监管是目前比较现实的选择，要通过加强双边监管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三，法律和政策的关系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监管，包括国内的一些监管是通过临时性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的，这个在短期是可以。从长期看，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类似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公司，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管不了的，但又会影响到中国。所以，如何制定更加严格的配套法律监管体系和政策规范就更加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加强对中资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

赵昌文：这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这些公司在境外注册，但他们还是代表了中国形象。从法律和政策上考虑，我觉得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对境外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的主管部门。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过程中需要经商务部、证监会及外汇管理局等不同部门审批，但哪个部门牵头对中国境外上市企业进行管理，实践中尚不明确。突出牵头主管部门，实行分类管理，是更好规范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的首要问题。

其次，考虑是否将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纳入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仅限于“境内设立的”公司。通过“反向收购”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法律上可视为美国公司，不属于我国公司法的管辖范围，其在境外发行股票也不属我国《证券法》管辖。这些境外上市公司的业务主要在中国，我国可根据“客观联系”原则将他们纳入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为加强监管提供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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